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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史官无权无势 ,无名无利,他因罪得罪了汉武帝,在死刑和宫刑之间他选择了一个男人最为耻辱的宫刑 ,包羞忍耻活了下来。后来呢,他又充当了本应该由太监来充当的一个官,也就是中书令。当中书令的时候 ,他为官又不能推贤进士,也就是说并不是个好官 。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 ,并且继续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是不是一位英雄?如何评价他的人格?司马迁有着怎样的传奇的人生?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将沿着司马迁生命的轨迹走进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 ,来解读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之谜。
我想分四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问题谈的是二十漫游,二十岁的一次漫游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 ,出生地在龙门,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 ” ,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 ,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 。司马迁的家族 ,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 ,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 ,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 ,为修史做准备 。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 、无论是精力 ,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 ,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 ,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 ,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那么他这个漫游 ,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 ,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 ,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 ,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 ,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 ,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 ,一刀就把他杀了 。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 ,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 ,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 ,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 ,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讲,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 ,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 ,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 ,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 、认识逐渐深入 。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 ,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 ,所以我要讲司马迁这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第二件事情,就是李陵之祸。就是司马迁因为受李陵事件的影响,而被下到牢里边去了 ,所谓“李陵之祸” 。司马迁22岁漫游回来以后,22岁就开始做官,但是做的是一个郎中,郎中是什么 ,就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皇帝的一个侍从。一直到38岁的时候 ,他才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从做太史令那天开始 ,他就开始《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38岁一直当太史令,然后就开始写《史记》 。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 ,专心写《史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我刚才讲了 ,一部文学史,就是文人的辛酸史,文人的不幸才给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在汉武帝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 ,司马迁47岁。这一年的秋天,匈奴发动了对汉朝的进攻,汉武帝就任命他的宠妃 ,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主帅去抗击匈奴,而要李陵 ,李陵是什么人物呢?就是汉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这个人心劲很高,他提出来 ,我带一支军队,五千人,我要横行匈奴 。名将之后很有气魄 ,汉武帝看他如此有勇气,于是就给他五千精兵,这五千精兵都是五千荆楚壮士,非常勇敢、非常能打仗 ,李陵开到前线去,到前线去以后,跟匈奴打仗 ,连打了几仗,连打连胜,消灭了几倍于他的匈奴敌人。
当李陵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到朝廷的时候 ,汉武帝非常高兴。看着汉武帝高兴,那么周围大臣都纷纷祝贺汉武帝,哎呀!陛下得此良将 ,李陵不愧是名将之后,都恭贺汉武帝。但李陵毕竟带的是五千人,寡不敌众 ,而且后来匈奴以为这就是汉朝的主力军,整个匈奴把军队都拉来对付李陵,最后李陵终于敌众我寡,打了几次仗以后 ,最后战败被俘了 。李陵被俘虏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挫败了我大汉王朝的军威 ,挫动了我的国威,很恼火,很生气 ,而这些大臣朝廷大臣们,看着汉武帝生气,于是又转过来纷纷来咒骂李陵 ,说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人,就纷纷骂李陵。
结果有一次在朝廷议事的时候 ,史官不是陪侍在旁边吗?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就说了一番话,是替李陵辩护,好!这就惹恼了汉武帝 ,于是司马迁被定了一个什么罪呢?“诬罔主上”。就是攻击诬蔑咒骂皇上,于是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这样得罪了汉武帝 ,开始司马迁并没有定为死罪,大概过了将近一年,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 ,一直没有李陵消息,汉武帝就想派人打听李陵被俘虏以后,究竟是投降了?还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就派一个人叫公孙敖到匈奴去打听李陵的消息 ,公孙敖在匈奴那个地方转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得到李陵的准确的消息,到底李陵现在怎么样了?是死了?还是活了?是投降了?还是干什么去了?不知道 。后来听信一个传言 ,说李陵正在某处帮助匈奴训练军队,他得不到别的准确消息,于是带着这个消息回来告诉汉武帝,说李陵在那里帮助匈奴训练军队 ,汉武帝大怒,这就是叛徒,你被俘虏还不说 ,你现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打我们,于是李陵被诛灭九族,那么司马迁就被定为死罪。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 ,因此我的结论是:在李陵事件当中,司马迁只是尽到了一个史官直言的职责。司马迁如果不说话什么都没有,皇上问我 ,我不说,或者跟其他大臣一样,也把李陵骂一通 ,他什么事都没有,他不过是尽到了一个史官坦诚说自己意见,也许这个意见可能错,但是这个史官该说真话 ,所以坦诚直言的职责,他因此而蒙冤下狱,甚至被判了死刑 ,死罪,那么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专横 。
关于司马迁生平第三件事情,就是“痛下蚕室 ” ,司马迁以诬罔主上而被定为死罪,那么按照汉朝的刑法呢,死罪犯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就是缴纳五十万钱 ,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作为史官,家境清贫,再加上下到死牢里面去 ,人们逃避惟恐不及,谁还去资助他钱呢?就算借得到钱,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自己拿不出来 ,也没有人借,所以无法筹措那五十万。因此,司马迁要想活命 ,只能接受宫刑,什么叫宫刑呢?宫刑就是施刑于男人的下身,而且接受这种刑法的人 ,他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施刑的牢房当中必须保暖 ,就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宫刑也叫下蚕室 。司马迁对此事来说 ,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了 ,那么他认为,即使是奴隶,即使是婢妾在受到侮辱的时候 ,也知道以死来摆脱,何况我司马迁 。自己是一个深明是非的史官,我难道不懂得羞辱的活着比死还可耻吗?难道还怕死吗?但是司马迁不能够选择死 ,这是因为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因为这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死去 ,他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再说 ,如果他选择自杀,或者是被杀,人们并不会把他看做是殉节,而只会认为他智尽无能 ,或者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在这种情况下死,那就是轻于鸿毛了。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宫刑 ,在这时候司马迁想到了,古代的周文王、孔子 、屈原、孙膑、吕不韦 、韩非子等这样一些圣贤,他们都是在逆境当中坚韧不拔 ,最后都完成了轰动天下的文化巨著。于是司马迁为了保存自己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决定自请宫刑,减死一等 ,我愿意接受宫刑,免死 。
司马迁终于被处以宫刑,他前后在狱中呆了三年 ,他隐忍苟活,在狱中还坚持写《史记》,大概是在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 ,司马迁50岁的时候,他出狱了,47岁被打到牢中 ,50岁出狱,出了狱以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的职务是“领赞尚书 ,出入奏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各部的尚书有什么表,有什么奏章呈现给皇上 ,把皇上有什么圣旨,旨意,传达给大臣们。但这个职务一般是由宦官来担任的 ,现在司马迁担任这个职务,也就是说汉武帝实际上把他看作一个宦官,实际上是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朝廷做官。司马迁是为了做官活下来的吗?不是!所以他对中书令,对朝廷的事务没有兴趣 ,出狱以后的司马迁,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他经常是精神恍惚 ,他自己在《报任安书》里边这样写到,他说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 ,他说我动不动人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 ,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人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 。他想到他受宫刑 ,想到是作为一个男人接受最耻辱的刑罚,侮辱祖先,所以这是奇耻大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 ,什么意思?想到我司马迁受了这种刑罚,我一想到冷汗直冒,经常是汗湿衣裳 ,衣裳都湿透了。可以看到此时司马迁这种精神状态,而且由于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历来被人们所鄙视 ,为人所不耻,所以司马迁被视作是“无行之人” 。常常遭到诽谤和中伤,他的好朋友任安也不理解他 ,任安写信给他,劝他要谨慎地待人接物,要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 ,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他,你做官不谨慎,你做官不推举贤能,你不引荐人才 ,你是个默默无语,没有什么创见,没有什么创新 ,没有什么主见的中书令。连朋友都不理解他,其实出狱之后,司马迁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 ,我们刚才讲到,经常是恍恍惚惚的,经常走着走着不知道走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但是一提到《史记》 ,一写《史记》他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 ,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 。
在汉武帝太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3年11月,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 ,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面他详细地申诉了自己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以及接受宫刑前后的心态。他为什么接受这个刑罚 ,接受这个刑罚之后,他又是一种什么心态,也就是我刚才讲这些 ,也是这封信里面他跟他朋友诉说的。而且在这封信里面,最后他郑重的宣布《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了 。
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原来准备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也就是司马迁原来写《史记》,并不是要公开,这个书准备藏之名山的 ,特别在他写书过程中遭受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挫折,那么多磨难,所以这部书他是准备藏之名山 ,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说的,那么司马迁《史记》写成之后,他传给谁了呢?在司马迁死后 ,他的家人把《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家中,现在的人所看到的史料很少谈到司马迁的亲属,关于司马迁的材料很少 ,一个就是《报任安书》,再就是《史记》有个《太史公自序》,再就是后来《汉书》上有个《司马迁传》 ,《司马迁传》基本上是抄他的《太史公自序》,所以司马迁的直接史料是非常少的。但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而且女儿所嫁的丈夫 ,叫杨敞,这是有史可据的,杨敞在汉昭帝时期,还曾经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 ,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杨忠,小儿子名叫杨恽。杨恽呢 ,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这个《史记》,拿出来给他读 。杨恽初读此书 ,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 、一篇篇 ,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了。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 ,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那么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 ,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
一部《史记》经历了多少磨难多少坎坷 ,司马迁《史记》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司马迁的消息,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呢?这就是我谈的第四个问题 ,神秘之死。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 ,后人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甚至互相有些矛盾的一些传说当中,一些不完全的资料当中 ,去揣测司马迁后来的结局。我搜集些资料,我认为司马迁后来结局有四种可能 。第一、司马迁可能是自杀身亡。《史记》完稿之后,生命对于司马迁而言,已经无足轻重了 ,特别是受宫刑之后,人们对他所谓贪生怕死的误解该是洗刷时候了。我司马迁是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那么基于这些 ,他可能自杀,我是从《报任安书》分析出来的 。也就是说,司马迁有自杀的这种意图 ,从《报任安书》里面已经可以透露出不少信息了,你们想一想,司马迁当时给任安写信的时候 ,当时任安在狱中,后来任安被处死了,司马迁给任安回信 ,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在下狱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给他回信,后来任安在狱中 ,要把汉武帝杀了的时候,他匆忙写这封信给他,写那么长 ,为什么写这么长,任安因为受了一个案子的牵连,正在狱中羁押在牢中 ,而且随时可能行刑处斩,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一个快要死的人,写下如此长篇 ,而又悲愤激昂的书信呢?他又为什么要在信中反复诉说自己忍受不了腐刑之后的这种耻辱呢?他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和对象来宣告《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呢?他又为什么在信中大谈“人故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且在信里面说 ,“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 ”。他说一个人生前你不要说我是和非,人生的是非留在身后,一个人等死后的若干年 ,人们才能给他论定是非,那就是说我司马迁究竟是个什么人,留待后人评价 ,现在你们怎么攻击我,怎么瞧不起我都可以,死后你们来看我是个什么人。我这个信把我的心情、我的想法 、事实经过 ,我都讲清楚了,所以《报任安书》也许就是一封遗书 。
第二种可能,司马迁受任安这个案子的牵连 ,被汉武帝下令腰斩于市。当时宫廷里面有一场斗争,那么任安牵涉进去了,而当司马迁辗转托人把他的《报任安书》送到狱中以后 ,任安已经被腰斩了。任安腰斩以后,狱吏在抄检狱室的时候发现了司马迁的信,于是便呈奏给汉武帝,信里面是非常愤慨地表达对汉武帝的不满 ,那么汉武帝读罢,看到信里面那么多怨愤之词,勃然大怒 ,再加上有人趁机诬告司马迁和任安是同党,他们俩是好朋友嘛,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把司马迁打入天牢 ,随后腰斩于市。那么这样看来,似乎是《报任安书》惹的祸,其实司马迁何以不知道《报任安书》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司马迁并非不知道任安作为死囚犯,可能终生读不到这封信,司马迁也并非不知道这封信可能成为一封公开信 ,因为自己在信中所发泄的不满会招致灾祸,这点司马迁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他不能不说,因为当他完成了《史记》的伟大的著述以后,灾祸对于他而言已经是无足轻重了 ,况且他选择这样一个与他患难与共的朋友写信的这种方式,选择给朋友写信,而且向世人公布《史记》的完成 ,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也是对朋友甚至对朋友死后的灵魂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第三种可能司马迁再次下狱之后,随同长安狱中的罪犯 ,无辜地被集体处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当《报任安书》被汉武帝知道之后 ,汉武帝看到信中有很多怨言,于是便下诏把司马迁逮捕了,并且叫御史台论罪 ,就是说并没有判死罪、论罪。就在论他的罪这个期间,不久汉武帝病重,那么有巫师就给他算风水,然后巫师告诉汉武帝 ,说长安监狱当中有天子气冲撞了圣上,究竟是谁呢?不知道,于是汉武帝下令把狱中所有的囚犯 ,无论轻重一律处死 。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曾经一次把长安城的犯人全部杀了,所以司马迁就这样集体地无辜地被杀了 ,一代史家就这样死于非命,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司马迁寿终正寝,其实关于司马迁是被杀 ,史料还不能够充分地予以证实,说司马迁是自杀,也不过是一种推测。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 ,我们还只能够把他看成是正常病故,司马迁大概活了60岁,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 ,他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 ,他的著作却竖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
最近关于宋朝的文章写得比较多。但无论写人写事,也不管说好话还是发牢骚,评论区里总少不了熟悉的一句感慨 ,那就是“北宋无将,南宋无相”,令我莫名困惑。
我找不到这句话最早的出处 ,只知道某位网红老师曾经引用过(也许是他首创),然后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和追捧 。其实我还是很佩服最早说出这句话的那位先生的,因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绝非像戏台上的角色只有一副固定的脸谱。因此用这么简短、顺口而且易于流传、更让人易于接受的几个字就能给一段历史做出一个概括性的总结,还是颇有几分功力的。
然而佩服并不代表认同,而且理由也是一样的——历史如此复杂,是非如此曲折 ,岂是几个字就能概而括之而且能够基本还原事实真相的?当然,也不是完全做不到,比如说姓司马的家伙在这方面就比较擅长 ,可是这样的大神级人物几百上千年也不一定能碰上,我们得何其幸运才能与之同代而生?
说回到宋朝 。两宋延绵319年,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一则是弱 ,二则是富。说到宋弱是没什么值得质疑的,伴随着这个朝代始终的几乎都是没完没了的割地 、赔款(岁币)、称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稍微成点气候的王朝里边,皇帝当了异族俘虏的总共就五个 ,宋朝的徽宗和钦宗就占其二(剩下仨是西晋的怀、愍二帝和明英宗);两宋分南北,赵宋皇统未绝,却先后亡于异族之手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契丹人打不过 、女真人打不过、蒙古人打不过,连国穷民稀的西夏人也总打不赢,这种憋屈事也就是宋朝干得出来……
弱能弱到空前绝后,富也能富到空前绝后这种事 ,还是只有宋朝才干的出来。宋朝做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就是官方统计口径的人口和财政收入双破亿,其中前者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后者的记录直到清末才被打破。而根据后人计算 ,宋真宗咸平三年,北宋的GDP总量达到了266亿美元,人均GDP为450美元 ,其中后边这个记录我国直到1993年才再次打破 。
而创造了这些让人哭笑不得记录的宋人们,相对而言就显得平庸了很多。无论是在史书中被吹捧得天花乱坠的文臣,还是存在感相对较低的武将 ,宋朝别说跟汉唐时的名臣良将相比,就是跟在人们印象中比较糟糕的明清比较,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在今天世界各地的华人会骄傲的自称为汉人、唐人 ,却基本没人会说自己是宋人 。
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乏良将,堪称将星云集。
先秦有姜尚 、孙武、田穰苴、吴起 、李牧,秦朝有白起、王翦、司马错 、蒙恬、王龁,两汉有韩信、周亚夫、卫青 、霍去病、邓禹、窦宪 、窦固 ,两晋南北朝有慕容恪、陈庆之、刘裕 、宇文泰、陈霸先,隋朝有韩擒虎、贺若弼 、杨素、史万岁,唐朝有李靖、李世勣 、侯君集、苏定方、郭子仪、李光弼 ,元朝有木华黎 、博尔忽、伯颜、扩廓帖木儿,明朝有徐达 、常遇春、傅友德、戚继光 、李如松,清朝有多尔衮、岳乐、傅桓 、岳钟琪、阿桂、海兰察……当然这些名字都是我随想随写出来的 ,可能并不具备什么代表性。
而上文中唯二没有提及到朝代(时期)就是三国和两宋,因为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武将的军事能力和成就,而受演义影响 ,在三国和两宋人们心目中完美武将最重要的则是忠义二字,而且被神化 、抬高得厉害 。
中国历来有设武庙祭祀古之名将的传统,从唐朝设武成王庙并以“十哲”和64名将从祀 ,到宋朝改为古今72名将从祀,再到元朝将从祀名将缩减到10人,一直是追尊姜尚为武成王,作为主祀对象。明初朱元璋废除姜尚的武庙祭祀 ,使得中国的武庙传统中断了300年之久。
清雍正八年,改封关羽为武圣,并以关帝庙为武庙 ,但从祀者只剩下了关兴和周仓二人 。到民国初年,国民政府曾推行过“关岳合祀 ”计划,在各地设立关岳庙 ,正位左祀关羽,右祀岳飞,陪祀24人中 ,便有三国时期的张飞、赵云和两宋的曹彬、韩世忠、狄青 、刘锜。
可见时代不同,尤其是朱程理学成了主流思想之后,连人们评判武将的标准都不一样了。
三国的事咱们先不去管他 ,岳飞的事也可留待后文再聊,曹彬和狄青似乎也能代表北宋无将的水准,但是韩世忠和刘锜?前者除了打过一场有名的黄天荡之战,其结果还是“舟军歼焉 ,世忠仅能自免 。”(《金史·卷七十七·列传第十五》),剩下能拿得出手的就只有个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大仪镇之战。而后者仗倒是没少打,有胜如顺昌之战的也有败如富平之战的 ,但似乎从未在任何一场重大战役中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真正能代表南宋武将最高水准的,除了岳飞,应该是孟珙 ,是吴玠、吴璘兄弟,是余玠,是王坚等我们可能并不太熟悉的名字。
孟珙号称“屹然为东南砥柱者有年 ,珙亡而宋事遂不可支 。”(《唐宋御夷得失论》),不但亲手灭金,而且在荆襄、四川两大抗蒙主战场屡屡挫败敌军进犯 ,并创造性运用“藩篱三层 ”理论构建了长江中上游的防御体系,使得哪怕在他死后蒙古人仍在这道钢铁防线面前撞得满头包。宋蒙之战一直延绵了45年,南宋成为正值鼎盛期的蒙古人在欧亚大陆上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孟珙当为首功 ,故而他被前苏联著名的军事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称作13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机动防御大师”。
有吴玠 、吴璘兄弟守四川,金人寸步不得入蜀;吴氏兄弟逝去后,觊觎天府之国的强盗换成了蒙古人 ,结果又有余玠守川固若金汤;余玠被朝中小人害死后,又有王坚坚守合州,杀死蒙古大汗蒙哥 ,直接导致蒙古第二次攻宋之战无功而返 。
事实上,自从南宋政权逐渐稳定下来以后,与金、蒙前后两大对手的交锋主要是围绕淮河、荆襄和四川这三大战场的攻防战 ,而且基本以守为主。因此南宋有代表性的名将其实类型非常单一,那就是以擅守而闻名。寥寥几个进攻意识强烈而且颇有作为的将领,如李宝 、刘整等 ,基本都不受重用甚至受到猜忌和迫害,所以要么昙花一下,如李宝指挥的唐岛海战,要么干脆愤而投敌 ,比如刘整 。
相对从始至终被动挨打的而盛产各种守将的南宋,倒是被认为“无将”的北宋其实才是真正的“战争贩子”——无论是开国时的南征北讨一统中原还是此后的对辽、对西夏的战争中,都是北宋打响的第一枪。而且在战争的过程中 ,北宋也始终是尽量保持进攻方的姿态,只是经常打不赢而已……不过也正是这样的好战、敢战以及酣战,才使得北宋相对南宋而言 ,更容易造就和催生名将,而且这些北宋将领无论在战术形式的多样性,还是军事体系的组织性等方面 ,其实是要远远领先于南宋将领的。
我个人以为的北宋第一名将是个有些陌生的名字,那就是李继隆 。这位小李哥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大舅哥,曾先后参加过灭后蜀 、北汉、南唐的开国战争 ,居功至伟;在宋辽第一次幽州之战中大败耶律休哥,在北宋惨败的第二次幽州之战中全师而还,又在端拱元年和次年两败耶律休割,斩首数万 ,使得辽军10年不敢南下;在对西夏作战中,李继隆更是两败李继迁,生擒李继捧 ,打得党项人闻李色变。
其次应该就是曹彬、曹玮父子。老曹最大的功绩应该是在北宋开国的统一战争中,他作为实际上的主帅当居首功,不过在打辽国的时候他的表现就比较差劲了 。老曹之所以名气大 ,被很多人认为是北宋第一名将,在于他的资历老,孙女 、外孙女又当过皇后 ,而且老曹政治大局观强、态度佳、人品好,“曹侍中彬为人仁爱多恕,平数国 ,未尝妄斩人。 ”(《涑水记闻·卷二 》北宋·司马光)。而老曹的四子曹玮最牛的地方在于从军40载,却未尝一败,尤其是三都谷之战大败青塘吐蕃部,使得北宋笼络住了河湟地区的吐蕃部落 ,保证了西北防线的安全,为后来的收复熙河打下了基础。
小曹在军事上的才华和功力,连蒙古人都非常佩服:
此外如大名鼎鼎的名将狄青 ,曾以武将之身出任枢密副使,这在偃武修文的宋朝简直就是个异类 。比如堪称西北对抗西夏中流砥柱的以种世衡、种师道为代表的“种家军”,比如在北宋开国战争中功绩不亚于曹彬 、却因演义变成千古大反派的潘美 ,比如主持熙河开边,并直接导致西夏差点亡国的王韶,再比如坚守汴梁抗击金兵 ,临终仍高呼“过河”的宗泽等等,数不胜数。而且北宋的将领进可建朝灭国,退亦能力保家国 ,起码在这一点上就比南宋的后辈们要强得多。
而且就连北宋的太监都很能打……我说的可不是童贯那个二百五,而是秦翰、李宪 。限于篇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问问度娘,你会发现别朝的太监大都是欺软怕硬 ,唯独北宋的太监那才是真的狠人。
就算比演义,北宋也有忠义杨家将,十二寡妇征西……
而南宋武将中唯一的“异类 ”岳飞 ,其实也是北宋河北军事体系培养出来的尚且不说,更重要的是岳飞的伟大之处在于其精神,单纯从战绩角度而言 ,也没比北宋的先辈强到哪儿去,李继隆的手下败将耶律休哥就不见得比完颜宗弼差劲吧?
所以千万别信什么“北宋无将”,名将这玩意北宋就算质量差点 ,起码也不比南宋差,甚至更强。
提起北宋名相,我的脑海里立刻涌现出赵普、寇凖 、范仲淹、韩琦、富弼 、文彦博、范仲淹、欧阳修 、王安石、司马光等一大堆名字 。那么南宋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秦桧、韩侂胄 、史弥远、贾似道这几个货色 ,即便并非都是像秦桧那样的大奸大恶之辈,但通常都逃不出个“奸相”之名。即便还有像虞允文、赵汝愚、文天祥 、陆秀夫这样的忠义之辈给南宋的宰相挽回几分颜面,但还是有被北宋甩出几里地的感觉,因此“南宋无相 ”似乎成了事实?
要充分理解这个问题 ,还是要从宋朝的官制说起。
经历过五代那个混乱分裂的那个黑暗年代,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心里其实是很慌的 。当时在他的心目中,头等大事想必不是什么一统天下、驱逐鞑虏、收复汉土 ,恐怕也没什么追秦皇 、赶唐宗,成为千古一帝的雄心大志,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坐稳屁股下面的那个皇帝宝座 ,而且子子孙孙一直坐下去,别让宋朝成为五代之后的“六代”。
所以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用一杯酒彻底砸断了北宋武将的骨头,但是还不放心 ,又找了个盟友一起继续压制武将,那就是士大夫。北宋堪称士大夫的天堂,文官待遇之好堪称又是个空前绝后 ,不但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护体,还不用担心被打屁股,犯了错到基层走一圈照旧还能回来,甚至连具体的工作都不用做:
赵宋皇帝虽然拿士大夫当盟友 ,但实际对他们还是不放心,所以又给士大夫准备了两记阴招,一个叫叠床架屋 ,一个叫异论相搅 。
就拿东西二府来说,作为在赵姓皇帝领导下掌管宋朝最高权力机关,是由宰相办公机构“中书门下 ”和负责军政的枢密院组成。其中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改称尚书左右仆射等) ,同设2-3人,又设参政知事(副相)若干人;枢密院原设枢密使1人,枢密副使2-3人 ,后来皇帝还是不放心,在元丰政改后不再设枢密使,而改设知枢密院事、同知院事、签书院事一大堆。目的就是谁都能说了算的同时又谁也说了不算 ,只好找皇帝当裁判,最后还是皇帝说了算。
这种重复而且复杂 、效率极低,纯属自找麻烦的官制,就叫叠床架屋 。
有了叠床架屋 ,异论相搅就很好理解了——寇凖不是名声好吗?那就找个王钦若跟他打擂台,拼命给他抹黑;范仲淹不是想改革吗,那就找个吕夷简给他扯后腿 ,省得老范改革搞成了权力太大、名望太高威胁到皇帝;宋神宗赵顼哪怕再想革除弊政、哪怕再信任王安石,也要先后推出文彦博 、吴充等旧党成员牵制老王,让后者瞎忙一通最终还是黯然下课。
所以北宋的那些所谓的“名相” ,其实在他们仕途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着内斗、党争,反正干正经事的时候不多。就算像范仲淹、王安石这样想干点什么实事的,在皇帝拉偏架加上一大堆反对派扯后腿的情况下 ,最终基本上也是什么都干不成,而且还造成了更坏的效果,比如加剧了党争 ,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 。
司马光著史基本无敌,欧阳修堪称一代文宗,范仲淹的人格魅力在北宋无人可比,王安石的执着精神和诗文炼字功力更是让人佩服 ,但要说他们身为宰相为北宋的发展和强大作出了多么突出的贡献?呵呵,这就是想多了。
相比于北宋长期处于和平条件下(宋辽在澶渊之盟后停战百余年,宋夏战争连关中都威胁不到) ,君臣闲极无聊成天勾心斗角,南宋从建国起就始终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虽然士大夫们党争的余兴未消 ,但是秦桧等宰相只能哀叹“臣妾做不到啊”。
所以南宋从秦桧开始,就基本不再延续叠床架屋和异论相搅的“祖制 ”,宰相基本成了“独相” ,位高而权重,颇有恢复汉朝丞相职权的趋势,此后的韩侂胄 、史弥远、贾似道等人基本都是大权独揽的“权相” ,这与北宋的宰相是最重要的一点不同 。
秦桧是个混球这种事不用我废话,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体制下,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这几个名声不咋地的南宋宰相,其作为和成就是否就一定比北宋的那些名相差劲其实是值得讨论的。毕竟南宋这几位其实还是干过一些实事的 ,比如韩侂胄主持了“崇岳贬秦”,史弥远坚定的支持了孟珙,起用了赵汝愚 、吕祖谦、真德秀等贤才 ,贾似道的管理才能在两宋的宰相中都是顶尖的。
哪怕是北宋最好的宰相如范仲淹、王安石能够“独相 ”,也不一定能做得更好 。毕竟宰相的作用在于“坐而论道,协理阴阳” ,说白了就是妥协与平衡,而这偏偏是北宋的文官最不擅长的,尤以范 、王这俩倔老头为甚 ,情商尤低。
因为宋朝的士大夫没有被皇帝砍头之忧,就算得罪了皇帝或是在官场斗争中失了势,最坏的下场也就是“出外” ,到基层走一圈,等到时过境迁了或是皇帝又需要异论相搅了,自然还能回到朝堂高官得做。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的士大夫根本不需要妥协 ,更不敢妥协——因为那会损害到名望,对于士大夫而言暂时做不成大官不要紧,名望坏了可就要命了 ,那可是就再也做不成官了 。
所以北宋的士大夫在官场上都跟斗鸡似的,只有斗争没有妥协,动辄就是喊打喊杀你死我活 ,弄得皇帝不得不经常站出来当和事佬:
所以在这样的官场环境下,要说南宋无相,其实北宋也没啥好鸟 ,干脆说两宋无相得了。
“北宋无将,南宋无相 ”这种明显与史实相悖的说法之所以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和追捧,其实与宋朝的政治传统有关 ,也跟北宋和南宋面对不同的局势作出的不同选择有关。
两宋319年虽然几乎都与战争相伴,但北宋和南宋所面对战争的性质和威胁程度是截然不同的。在北宋的靖康之变以前,无论是宋辽之战还是宋夏之战,其烈度和波及的范围都不足以威胁到赵家皇帝的安全与统治 ,因此他们最关心的并非外患而是内乱 。
因此北宋坚持偃武修文是最坚决的,武将的地位在北宋极其低下,哪怕是贵为当时军中第一人的狄青 ,也只能任由文官肆意侮辱,最终郁郁而亡:
不仅如此,北宋在大部分时间里连武将领军作战的权力都剥夺得一干二净 ,坚持以文官为帅。比如在宋夏战争中,宋仁宗坚持起用范雍、韩琦、夏竦等文官为帅,直接导致了三川口 、好水川和定川寨这三场惨痛的失败 ,能战善战西军精锐损失殆尽,过了近30年才恢复元气。
不过相比武将恃功自大、自立,赵宋皇帝觉得这样的失败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直到南宋这种恶习仍未完全消失 。比如因为起用张浚这位号称张良后人的文官为帅,南宋连吞富平之败和符离大败两大苦果。
北宋的武将地位低下,连打仗都得屈居文官麾下,自然会被遗忘或是埋没 ,但这与“北宋无将”绝非一回事。
而在南宋,赵家皇帝面临的最大威胁变成了异族南侵、亡国灭种 。在这种更为直接 、更为现实的恐惧面前,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 ,对武将做出一定程度的放权,使得南宋的武将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和空间,于是才让人有名将辈出之感。
但是南宋皇帝需要的武将 ,仍是看家的狗而非下山的虎。所以当岳飞立志恢复中原、直捣黄龙的时候,哪怕没有秦桧使坏,赵构也会毫不犹豫的杀掉或是废掉他 。所以孟珙打算反攻河南后边被迫致仕 ,最终郁郁而终,吴阶功高之后便被闲置,余玠更是莫名暴卒 ,王坚也是因受猜忌郁愤而卒。
因此说南宋的武将跟北宋的同行,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要说“无将”,两宋也是一个德性 ,而且都是赵家皇帝造成的。
因为长期处于和平环境,武将地位低下,所以北宋政坛的焦点永远是那几位文官大佬的窝里斗 ,给人造成了“北宋无将 ”的印象;而南宋的国防压力巨大,战场上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武将备受推崇 ,所以在朝中独揽大权的宰相们反倒不那么引人注意,或者经常被人当做反角,这似乎就是“南宋无相”的由来 。
其实历史哪有那么简单 ,跟没有那么巧合的命运安排,不过是大时代下的表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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